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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軍隊中的“楊羅耿”論文

    發布時間:2022-04-29 09:17:27 文章來源:SCI論文網 我要評論














    SCI論文(www.crossfitdunsborough.com):
     
      紅軍時期初任要職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楊得志、羅瑞卿、耿飚在紅軍隊伍中不斷成長歷練,頗受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的賞識,紅軍長征前后均擔任比較重要的職務。

      楊得志,1911年1月生,湖南醴陵人。他只上了兩年私塾,后到江西萍鄉安源煤礦當工人。1928年初參加朱德、陳毅領導的湘南起義并隨部隊上井岡山。同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的斗爭以及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作戰。他身經百戰,由一名戰士一級不差成長為赫赫有名的紅1軍團第1師第1團(簡稱紅1團)團長。1934年10月參加長征,帶領紅1團擔負先遣任務,先后突破敵人四道封鎖線,掩護中央機關,為紅軍順利北上抗日開辟了通路。他率紅1團強渡天險烏江,繼又組織18勇士突擊隊強渡大渡河,在人民軍隊歷史上譜寫了輝煌的一頁。到達陜北后,任紅1軍團第1師副師長、第2師師長,參加了直羅鎮、東征、西征、山城堡等重大戰役。長征前后,楊得志以出色的戰功受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的器重。長征勝利后,由紅1、3軍團等部隊合編后的紅1軍團下轄只有三個師,楊得志的職務不降反升,從長征前的團長升任師長。這也充分反映經過長征之后,楊得志在紅軍隊伍中的地位快速躍升。

      羅瑞卿,1906年5月生,四川南充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8年10月轉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從事黨的秘密工作。1929年后歷任中國工農紅軍紅4軍支隊黨代表、第2縱隊政治部主任、第11師政治委員、軍政治委員,紅1軍團政治保衛局局長等職。古田會議以后,毛澤東一直很賞識羅瑞卿,“羅長子”的雅號是毛澤東給起的。長征中,羅瑞卿任紅軍先遣隊參謀長、陜甘支隊第2縱隊政治部主任等職,到陜北后任紅一方面軍政治保衛局局長。1936年6月起任抗日紅軍大學教育長,抗日軍政大學教育長、副校長等職。在整個長征過程中,中央紅軍的保衛工作尤其是對中央首長的保衛工作,沒有出一點差錯,這與羅瑞卿的出色工作是分不開的。西安事變時,羅瑞卿負責中共代表的保衛工作,他在保衛方面的出色才干深得毛澤東、周恩來的賞識。

      耿飚,1909年8月生,湖南醴陵人。1925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8年8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6年組建并率領農民赤衛隊參加醴陵暴動和十萬農軍攻長沙。1928年4月回到瀏陽,任瀏(陽)、醴(陵)游擊隊隊長。1930年9月,率領游擊隊參加紅軍,歷任紅1軍團第3軍9師參謀、師作戰教育科科長。1933年春,任紅1軍團第2師4團團長。先后參加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斗爭。紅軍長征中,率部擔任第2師前衛,掩護了中央紅軍突破敵四道封鎖線。紅軍進入貴州境內后,他率部強渡烏江,首奪天險婁山關,為中央紅軍開辟了前進通道。毛澤東曾就此事專門寫信表揚耿飚。1935年1月遵義會議后,耿飚任紅1軍團第1師參謀長,率部參加四渡赤水、再克遵義、南渡烏江、巧渡金沙江等重要戰役戰斗,為中央紅軍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贏得戰略轉移的主動權作出了貢獻。繼又率部搶渡大渡河,配合兄弟部隊奪占瀘定橋,使中央紅軍再次擺脫險境。紅軍長征抵達陜北后,1936年12月,耿飚任紅四方面軍第4軍參謀長,他努力消除張國燾錯誤路線的影響,為加強紅軍內部團結做了大量工作。

      戰斗在華北抗日戰場

      全面抗戰時期,楊得志、羅瑞卿、耿飚先后開赴華北戰場,投身到關系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戰爭中。其中,楊得志一直在一線部隊作戰;羅瑞卿長期在院校和總部機關工作;耿飚則是留守陜甘寧邊區多年之后前往華北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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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抗戰爆發后,楊得志任八路軍第115師343旅685團團長,率部參加了平型關戰斗。1938年初任第344旅副旅長、代理旅長,率部越過平漢鐵路封鎖線,開辟敵后抗日根據地。1939年春任冀魯豫支隊支隊長,率部在冀魯豫地區廣泛發動群眾,壯大抗日武裝,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創建了冀魯豫抗日根據地,冀魯豫支隊一度發展到近兩萬人。1940年起任八路軍第2縱隊司令員、冀魯豫軍區司令員,組織軍民開展敵后平原游擊戰爭,鞏固和擴大了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箲鹌陂g,八路軍一度設立5個縱隊。第1縱隊司令員為徐向前,第3縱隊司令員為呂正操,第4縱隊司令員為彭雪楓,第5縱隊司令員為黃克誠,都是人民軍隊有名的戰將。

      1944年4月,楊得志到延安,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教導第1旅旅長,擔負保衛延安的任務。到延安后,毛澤東專門請他到自己住處談工作并留他吃飯,鼓勵他要加強學習,“你才三十幾歲,來日方長呀!”

      羅瑞卿在主持抗日軍政大學日常工作期間,認真貫徹毛澤東制定的“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的教育方針和“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風,為各抗日根據地培養、輸送了大批軍政干部。

      1939年7月,羅瑞卿率抗大總校和延安其它學校的數千名學員越過日偽軍封鎖線,進入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辦學。1940年5月任八路軍野戰政治部主任,轉戰太行山區。他深入部隊調查研究,總結抗日游擊戰爭政治工作的經驗,提出一系列加強八路軍政治工作的措施,參與領導和指揮了百團大戰以及華北敵后的抗日斗爭,為培養干部、建設政治機關、加強政治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貢獻。1943年秋冬,他離開太行山八路軍野戰政治部駐地,返回延安參加整風學習和中共七大。

      1945年6月,當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候補委員。全面抗戰爆發后,耿飚任八路軍第129師385旅參謀長、副旅長兼副政治委員等職,率部駐守隴東,保衛陜甘寧邊區。這個安排讓一直想上前線抗日的耿飚有些不情愿。他不愿留守的事情,被毛澤東知道了。毛澤東當時托人轉告耿飚,“你在后方也可以指揮嘛,都走了,誰給我們中央這些人搞飯吃呀?我對你們蕭(勁光)主任講了,我今后要靠留守兵團吃飯吶。”耿飚聽到這番話,堅定了做好保衛、建設陜甘寧邊區的信心。1941年7月入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耿飚一直向往槍林彈雨的戰場生活。1944年9月前往華北,任晉察冀軍區副參謀長兼聯絡部部長。

      解放戰爭時期戰功顯赫

      解放戰爭時期,“楊羅耿兵團”一度作為直屬于中央軍委指揮的戰略機動集團,戰功顯赫。楊得志、羅瑞卿、耿飚也譜寫了他們軍事生涯的輝煌篇章。

      “楊羅耿兵團”的前身是晉察冀軍區野戰軍。1947年6月,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為了便于機動作戰,經中央軍委批準,在晉察冀軍區領導之下,組成晉察冀野戰軍,由楊得志任司令員、羅瑞卿兼任第一政治委員、楊成武任第二政治委員、耿飚任參謀長。楊得志原任晉察冀軍區第1縱隊司令員;羅瑞卿任晉察冀中央局副書記、晉察冀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耿飚是晉察冀軍區副參謀長,之前一度在北平軍調部執行處工作。

      在組建晉察冀野戰軍的干部大會上,楊得志說:“在紅軍時期,羅瑞卿同志當師政委時,我還是一個班長呢?,F在要我來當司令員,我們要在老政委領導下,好好工作。”羅瑞卿立即插話,要求大家聽從楊司令員的指揮。此后,他們相互尊重,關系親密無間。楊得志和耿飚紅軍時期就是老戰友了,對這次又在一個班子共事,兩人都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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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47年6月開始,晉察冀野戰軍接連發動了青滄戰役、保北戰役。10月,取得清風店大捷,殲滅了由石家莊北上的國民黨軍第3軍1.7萬余人,開創了晉察冀部隊打大規模殲滅戰的先例。11月6日,發起石家莊戰役,殲滅國民黨軍2.4萬余人,解放了堅固設防的石家莊,首創了人民解放軍“奪取大城市之創例”。從此晉冀魯豫解放區和晉察冀解放區完全連成一片,華北戰略格局發生巨大變化。

      1948年5月,晉冀魯豫軍區和晉察冀軍區合編為華北軍區,晉察冀野戰軍改稱華北軍區第2兵團,仍轄第2、3、4、6縱隊。楊得志任司令員,羅瑞卿任政治委員,耿飚任參謀長。在整個平津戰役中,毛澤東給第2兵團發了一共十封電報。“楊羅耿”這個稱謂出現了十二次之多。這是人們把華北軍區第2兵團(后改稱解放軍第19兵團)盛傳為“楊羅耿兵團”的主要原因。

      1948年11月,東北野戰軍及華北軍區部隊發起平津戰役。中央軍委命令第2兵團兵出紫荊關,切斷平綏線,包圍敵第35軍,以保證全殲國民黨平津守軍。“楊羅耿”兵團占領新保安,殲敵國民黨傅作義部王牌35軍兩個師及保安部隊共1.9萬人,軍長郭景云自殺,副軍長和兩個師長被俘。35軍的覆滅對傅作義是個沉重的打擊,極大地影響了他是戰是和的最終抉擇,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1949年1月,華北軍區第2兵團改番號為解放軍第19兵團,轄63軍、64軍、65軍三個軍。楊得志任司令員,羅瑞卿任政治委員,耿飚任參謀長。1949年3月,第19兵團開赴山西參加了攻克太原的戰役。在整個太原戰役中,第19兵團俘虜敵軍3萬余人。攻占太原后,中央決定羅瑞卿負責籌建公安部,他依依不舍離開了第19兵團。

      1949年6月初,解放軍第19兵團劃歸第一野戰軍,在兵團司令員楊得志、政治委員李志民、副司令員兼參謀長耿飚的率領下,西渡黃河向陜西關中地區進發,參加了扶郿、蘭州、寧夏等戰役,為解放大西北作出重要的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屢挑重任

      新中國成立后,解放軍第19兵團參加抗美援朝,改稱中國人民志愿軍第19兵團。此時,楊得志仍任司令員,耿飚則調到外交部工作。1949年解放軍全軍整編時,先后一共編成了19個兵團。在19個兵團的首長中,無疑第19兵團的楊得志、羅瑞卿、耿飚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任職相當耀眼。其中,有兩人(楊得志、耿飚)進入中央政治局,一人(羅瑞卿)進入中央書記處;兩人(羅瑞卿、耿飚)擔任中央軍委秘書長,一人(楊得志)擔任中央軍委副秘書長;兩人(楊得志、羅瑞卿)擔任解放軍總參謀長,一人(耿飚)擔任國防部長;兩人(羅瑞卿、耿飚)擔任國務院副總理。

      1955年9月,耿飚因擔任駐外大使,未參加解放軍首次授銜,而羅瑞卿、楊得志分別被授予解放軍大將、上將軍銜。其實,楊得志作為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最初也被確定為22名大將預授人選,后因大將名額限制被授予上將軍銜。

      楊得志1954年從朝鮮戰場回國后,前往南京軍事學院學習,并兼任戰役系主任。1955年后歷任濟南軍區司令員、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山東省革委會主任等職。1964年,楊得志在濟南軍區組織領導部隊進行大練兵,并率軍事訓練尖子在北京匯報表演,接受黨中央、毛澤東主席的檢閱,受到高度贊揚。1973年底,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楊得志由濟南調住武漢,擔任武漢軍區司令員。

      新中國成立后,羅瑞卿受命組建公安部并任部長,擔負起了“國家安危系于一半”的重任。同時擔任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公安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為捍衛新生的紅色政權作出重大的貢獻。1956年9月,羅瑞卿在中共八大上,所作《我國肅反運動的主要情況和若干經驗》的發言,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稱贊。

      1959年4月,羅瑞卿任國務院副總理。9月起任中共中央軍委常委和秘書長、解放軍總參謀長、國防部副部長。10月14日,中央軍委決定設立軍委辦公會議,負責處理軍委日常事務。在這次會議上,羅瑞卿被指定為會議召集人。1962年9月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在黨的歷史上,由于多種原因,十位開國大將均沒有擔任過中央政治局委員。羅瑞卿成為軍隊的大管家,在黨政軍機構中均擔任要職,地位十分顯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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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羅瑞卿組織實施全軍群眾性練兵運動,大力推廣郭興福教學法,使部隊戰術技術水平有了顯著提高。1965年1月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在擔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的9位中共黨員中,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7人為元帥,另一人為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羅瑞卿在軍中地位也可見一斑。12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羅瑞卿被先后解除黨政軍領導職務,并在隨后爆發的“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殘酷迫害。1975年8月恢復工作,任中共中央軍委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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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初,耿飚開始了他長達20多年的外交生涯。他是新中國派駐西方國家的第一位大使,先后擔任中國駐瑞典王國大使兼駐丹麥、芬蘭公使,駐巴基斯坦大使,外交部黨委委員、副部長,駐緬甸、阿爾巴尼亞大使等職。他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領導下為開創和發展新中國的外交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耿飚在外交活動中,表現出很高的政策水平和斗爭藝術。在任駐阿爾巴尼亞大使期間,他向中央提出了關于改進外交和外援工作的意見。毛澤東看了報告后說:“耿飚敢說真話,反映真實情況,是個好大使。”“文化大革命”中,耿飚同林彪、江青一伙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1971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他頂住壓力,堅決落實黨的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把一大批干部解放出來。

      “文革”結束后均曾任職統帥部

      “文革”結束后,隨著大批開國元勛的離世和年事漸高,楊得志、羅瑞卿、耿飚在人民軍隊的地位更加凸顯,先后任職統帥部,為人民軍隊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1979年1月,楊得志任昆明軍區司令員。2月至3月,他參與指揮了著名的南疆自衛反擊戰,維護了西南邊境的安全。1980年3月2日,中共中央決定:鄧小平不再兼任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總參謀部黨委第一書記,由楊得志接任;楊得志同時擔任國防部副部長、中央軍委常委兼副秘書長、軍委辦公會議成員。

      楊得志從1980年初至1987年底擔任總參謀長職務,歷時近八年,是人民軍隊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總參謀長。任職期間,我軍建設正處于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時期,他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中央軍委的一系列重大決策,在開創新時期軍事工作新局面的過程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楊得志在開國上將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從1955年起擔任了25年的大軍區司令員。和許世友兩人是任職時間最長的大軍區司令員。他是中共第十一屆中央書記處書記,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982年9月,在選舉的中共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開國上將有5人:王震、韋國清、烏蘭夫、楊得志、宋任窮。當時,王震等4人主要從事黨務政務工作,在軍隊任職的只有楊得志一人。1987年11月楊得志被選為中顧委常委。1994年10月25日在北京逝世。

      1977年8月,羅瑞卿復任中央軍委常委和秘書長,協助鄧小平領導軍隊整頓和撥亂反正工作,積極支持和參與關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反對“兩個凡是”的錯誤思想。他以頑強的毅力克服病殘折磨,深入部隊指導工作,清除林彪、江青一伙對軍隊建設造成的危害和影響,恢復和發揚人民軍隊優良傳統和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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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瑞卿復出時已71歲,由于“文革”時期遭受殘酷迫害,他雙腿殘疾,一直坐著輪椅,工作十分不便。他說:“不能站起來,怎么當好軍委秘書長?想下部隊,坐在輪椅上可不成。”他想治腿病,當時聯邦德國在這方面技術最先進,但老帥們有點擔心,怕出危險。為更好地工作,羅瑞卿堅持要去。

      1978年7月15日,羅瑞卿赴聯邦德國海德堡大學骨科醫院治療腿疾。8月3日,手術后因突發心肌梗塞逝世。得知這個噩耗,鄧小平十分悲痛,親自到機場迎接羅瑞卿遺體回國。胡耀邦后來在談到羅瑞卿的去世還激動地說“羅是水平很高的,能力很強的”,“如果羅不死”可以擔負更重要的職務,發揮更大的作用。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后,耿飚擔任中央宣傳口負責人。其間,他為消除“四人幫”在宣傳輿論戰線的破壞和影響做了大量工作。1977年8月當選為中共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978年3月任國務院副總理,負責處理外交事務、軍工部門等工作。

      1979年1月,耿飚任中央軍委常委、秘書長,協助軍委主席、副主席處理中央軍委日常工作。在中央軍委任職期間,耿飚堅決貫徹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策部署,為新時期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1980年7月,他根據鄧小平關于軍隊要“消腫”和改革體制的指示精神,主持制定了《中央軍委關于精簡整編的方案》。經過這次精簡整編,人民解放軍的總員額由600多萬降到400多萬。

      1981年3月,耿飚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1982年5月任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在他之前的國防部長都是由開國元帥擔任。他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繼彭德懷、林彪、葉劍英、徐向前之后的第五任國防部長,也是唯一一位沒有被授予解放軍軍銜的國防部部長。1983年6月,耿飚當選為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并兼任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上當選中顧委常委。2000年6月23日在北京逝世?!?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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