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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死攸關:羅坊會議上的矛盾與化解論文

    發布時間:2022-05-05 09:35:21 文章來源:SCI論文網 我要評論














    SCI論文(www.crossfitdunsborough.com):

      1930年10月,大批國民黨軍隊開始向江西南昌集中,準備實施第一次大規模“圍剿”計劃,其先頭部隊已經抵達清江,與紅一方面軍僅有一江之隔。10月25日,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毛澤東召集紅一方面軍前敵委員會和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成員,在江西羅坊召開聯席會議討論對策。

      路線問題:“以農村為中心”還是“立三路線”

      羅坊會議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紅軍內部殘余的“立三路線”,即盲目服從中共中央“左”傾冒險錯誤的城市中心路線,認為紅軍有能力攻打大城市并建立一省的政權。1930年上半年起,面對中共中央的錯誤指示和批評,盡管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委在行動上能夠采取靈活的政策避免盲目進攻引發的損失,但部分將領被中共中央的時局分析所吸引,導致紅軍內部矛盾重重。

      羅坊會議召開時,“急性病式的冒險行動”在中共中央內部已經糾正,但由于交通封鎖,紅軍并未及時得到這一消息,由形式主義導致的“左”傾冒險錯誤在紅軍內部沒有得到徹底清算。盡管沒有收到中央的新指示,絕大多數與會者也能認識到在目前敵人對南昌、九江大量增兵,加強固守,一步步向紅軍進攻的情況下,紅軍必須改變原來的進攻計劃。然而少數會議代表不顧反革命準備聯合進攻的客觀事實,仍要求堅持中央的舊指示,意圖去攻打南昌和九江。為此,羅坊會議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糾“左”。

      毛澤東很早便意識到形式主義的危害,他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指出:“上級領導機關的指示是正確的,絕不單是因為它出于‘上級領導機關’,而是因為它的內容是適合于斗爭中客觀和主觀情勢的,是斗爭所需要的。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查,一味盲目執行,這種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態度是很不對的。”會議上,毛澤東為了照顧反對者的情緒,沒有直接批評指責,而是先總結兩次攻打長沙和攻取吉安的經驗教訓,后結合情報對政治形勢做了充分的分析,用事實根本否定了違背中國革命戰爭客觀規律的“左”傾冒險主義,堅決糾正了輕裝襲取南昌、九江的冒險計劃。毛澤東在說服教育工作中以理服人,對形式主義者態度的轉變起到了關鍵作用。

      中共中央長江局軍事部部長周以栗作為中央特派員,來到紅一方面軍后沒有機械地遵從黨中央的錯誤指示,會議召開前便放棄了攻打大城市的錯誤主張。羅坊會議中,周以栗與毛澤東一同闡述不打南昌的理由,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極力維護毛澤東的主張,在這場討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時任紅8軍軍長的何長工曾回憶道:“總前委對于‘立三路線’由開始的懷疑,到反對,再到最后轉變到正確的路線上去,這個轉變的正式形成,是在新余的羅坊會議。”會議決議強調了紅軍的行動必須要從實際的各種具體條件出發,活潑地運用戰略戰術,不能簡單地、機械地執行上級指示。會議僅用一天時間就統一了是否繼續攻打中心城市這個困擾已久的問題,無疑為羅坊會議開了個好頭,但接下來對戰略問題的爭論足足持續了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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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略問題:“誘敵深入”還是“夾江而陣”

      會議代表對路線問題達成一致后,開始討論用哪種戰略來反“圍剿”。羅坊會議召開時,紅軍已攻占江西吉安,成立了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贛江兩岸紅色政權連成一片。但與此同時,中原大戰的結束使國民黨可以抽出更多的部隊對中央蘇區進行“圍剿”。戰略問題關乎全局,由于會議召開前思想沒有統一,毛澤東所提出的“誘敵深入”戰略最初僅得到了朱德等紅1軍團將領和江西蘇維埃政府主席曾山的支持,遭到了江西省行委部分成員和紅3軍團將領的反對。

      毛澤東所提出的“誘敵深入”戰略,指的是將敵軍引入到戰略回旋余地更大的贛江東岸蘇區,利用蘇區軍民合力來化解進攻。對此,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書記李文林擔心好不容易建立起的蘇區政權會被敵軍破壞,群眾的“壇壇罐罐”會被打破,因此主張到白區去打。紅3軍團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和幾位3軍團同志認為“夾江而陣”是更好的策略,這樣既可以保衛湘鄂贛蘇區,又可以保衛贛西南蘇區。紅3軍團總指揮彭德懷面對會議上的僵持局面,考慮到自身的地位,在會議之初并未輕易表態。

      毛澤東作為總前委書記,有責任也有義務團結各位會議代表,實現總前委對紅一方面軍和地方黨組織的集中統一領導。毛澤東意識到全軍只有在充分理解戰略思想的基礎上才能在實踐活動中靈活施展達到目的,因此他并未使用命令主義的形式去壓迫民主,而是將分歧限定在戰略思想范疇內,通過解釋說明的方式讓其他人開竅。何長工回憶道:“毛澤東同志堅持以理服人,為了使1、3軍團團結奮斗,他做了大量的說服工作,不但在會上做,而且在會后仍然堅持做。”毛澤東用通俗易懂的比喻和生動的示例說明“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道理,并提出“只有喪失才能不喪失,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時打爛壇壇罐罐,就要全體人民長期打爛壇壇罐罐。”毛澤東竭盡全力闡明如何才能最大程度保障蘇區人民的利益,部分不同意見者態度開始轉變。

      紅3軍團第3軍軍長黃公略率先改為支持“誘敵深入”方針,他針對軍團內堅持分兵打游擊的錯誤思想,在會議上講:“在強敵進攻面前不要分散,而是要集中;不是先向敵進攻,而是先退卻,待機反攻。”黃公略一面積極向朱、毛獻計獻策,一面接受毛澤東的委托去做彭德懷的思想工作,因為黃公略是彭德懷的入黨介紹人,長期與彭德懷并肩作戰,他的鮮明立場是改變彭德懷看法的關鍵因素。

      10月29日,各方代表仍未取得共識,幾位同志在休會時聚集到彭德懷身邊議論起來,何長工和滕代遠都認為毛澤東的意見有道理,建議大家以大局為重,支持“誘敵深入”,但仍有同志堅持“夾江而陣”,主張3軍團與1軍團分離作戰。面對軍團內發生的爭執,彭德懷雖然覺得“夾江而陣”是有些理由的,但實際上1、3軍團在戰斗中要各消滅敵軍一個師是很勉強的。彭德懷最終決定:為了消滅敵人,必須反對地方主義,在政治上以朱、毛為旗幟,集中統一紅軍,1、3軍團不再分開。大家見彭德懷發了話,便不再爭論了,最終“誘敵深入”方針在會議中通過。后來毛澤東在陜北同斯諾談話時講道:“3軍團的一部分人要求3軍團從紅軍中分離出來,但是彭德懷對這種傾向進行了堅決的斗爭,維持了在他指揮下的部隊的團結和他對上級指揮的忠誠。”

      羅坊會議中,毛澤東的個人方案成為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的戰略方針,這對于毛澤東軍事戰略理論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寫道:“我們的作戰原則到了江西根據地第一次反‘圍剿’時,‘誘敵深入’的方針提出來了,而且應用成功了。等到戰勝敵人的第三次“圍剿”,于是全部紅軍作戰的原則就形成了。”這一成果離不開毛澤東及其支持者的耐心解釋,離不開彭德懷在關鍵時刻的堅定立場,更離不開會議代表“少數服從多數”的組織觀念。10月30日,總前委正式通過兩個軍團一起東渡贛江、“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但大家還沒來得及松口氣,難題便接踵而至。

      紀律問題:“民主集中”還是“極端民主”

      總前委和地方黨委的干部取得共識后,分別回到各自單位下達會議精神,過程中他們遇到了一個難題:沒有參與會議的黨員、戰士和群眾一時無法接受戰略退卻的方針。如果所有人都從自身角度出發,隨意地發表意見,拒絕執行上級布置的任務,羅坊會議通過的戰略部署將難以奏效。

      羅坊會議召開時,紅1軍團和紅3軍團合并為紅一方面軍僅僅三個月,并且兩個軍團大部分時間都處于分頭行動的狀態,總前委隨紅1軍團行動,這就導致以毛澤東為首的總前委領導權威在紅3軍團內部尚未確立。紅3軍團主要活動在湘鄂贛根據地,其中第5軍和第16軍大多數是湖南平江、瀏陽人,第8軍大多數是湖北陽新、大冶人。許多將士受家鄉觀念的影響,只希望打回老家去。11月4日,3軍團有少數團級干部反對東渡贛江的決定,主張1、3軍團分兵,認為部隊在湘鄂贛邊來回轉戰兩年有余,建立了大片的革命根據地,有鞏固的大后方,有充足的人力和給養保障,紅軍也得到了蘇區人民的擁護,為什么要放棄自己的蘇區,離開家鄉的親人,跟著1軍團東進呢?其中有個叫杜中美的團級干部直接找到彭德懷說:“為什么兩個軍團不能夾江而陣,一定要兩個軍團過東岸,我們有意見。”這種狹隘的地方觀念所導致的分散行為使前委難以實現對部隊的集中統一領導,曾在紅軍內部造成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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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前委成員都意識到為了全軍的統一行動,必須要解決這個問題。黃公略回到部隊下達羅坊會議精神后,部隊反映強烈,許多士兵都發牢騷,不愿意敵人破壞根據地內的生活。黃公略積極展開思想教育工作,使用“牧娃誘牛”的比喻勸導營以上軍官,指出紅軍要像放牛娃一樣,用草將牛引入到事先隱藏好的水坑中來馴服牛。一些來自農村的干部聽了之后點頭稱道,黃公略再讓他們去勸說基層士兵。

      滕代遠知道袁國平對“東渡贛江”的作戰方針仍有抵觸情緒。作為紅軍高級將領,思想不統一是絕對不允許的,滕代遠耐心找袁國平談話,和他一起重溫《八大勝利的條件》《三十條作戰主義》等重要條例。袁國平在徹底被說服之后,便立刻開展對下級將士的教育工作,指出兩軍團夾江而陣,兵力分散,對粉碎蔣介石的大舉進攻不利,至于1、3軍團分家更是影響兩個軍團團結的原則問題,絕對不允許。滕代遠也在軍團、軍、師、團作戰會議上反復解釋“誘敵深入”的作戰計劃,分析敵我態勢。最后絕大多數干部都愉快地接受了過江的決定,部分堅決反對東渡的同志也以大局為重,放棄了自己的意見。

      彭德懷面對所轄軍團在渡江前再發異議的情況,耐心向下屬解釋他們心中的顧慮:“3軍團過贛江后,湘鄂、湘鄂贛仍有武裝部隊堅持斗爭,根據地不但不會丟,還會得到發展和鞏固。”彭德懷當眾指出必須堅決執行總前委決定,堅持在民主基礎上的高度集中,下級服從上級,指出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并提出有意見保留,或到江東去討論,但不能妨礙行動。

      羅坊會議召開時,蘇區中央局還未建立,紅軍前委與不同地方的黨委關系比較復雜,一些地方黨組織只想利用紅軍擴大自己的勢力范圍。盡管曾山在羅坊會議結束后,便迅速在吉安召開了贛西就近各縣負責人會議,傳達了羅坊會議精神,對贛西特委和江西省行委從贛江西岸后撤進行了部署。但部分縣委帶頭反對“誘敵深入”方針,指責毛澤東為右傾。有的地方甚至對紅軍進行封鎖、欺騙,控制群眾,不讓群眾和紅軍見面。毛澤東后來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寫道:“人民由于沒有經驗而不相信戰略退卻的必要,莫過于江西第一次反‘圍剿’的時候,當時吉安、興國、永豐等縣的地方黨組織和人民群眾無不反對紅軍的退卻。”

      地方黨組織成員受地方主義的影響,不相信上級的決策水平,只關注自身利益而忽視整個蘇區的利益,只關注短期利益而忽視整個革命的長遠利益。時任江西省行委宣傳部長的陳正人回憶道:“有了地方主義,各地革命斗爭就得不到互相配合,只顧自己地區的局部利益。保守自己的地方,兄弟地區有困難也不互相幫助。”面對這種情況,江西蘇維埃政府和省行委負責人堅決擁護羅坊會議決議,他們親自下鄉發動蘇區群眾,解釋政策、籌糧籌款、組織擔架運輸,武裝群眾建立赤衛隊,實行堅壁清野,建立交通站,偵察敵情并向紅軍報告。這些貢獻都是省一級黨委對紅一方面軍總前委領導權威的認可,是軍民同心取得第一次反“圍剿”的重要保障。

      羅坊會議后全軍之所以實現了高度統一,不僅是因為毛澤東高超的領導藝術,同樣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者強大的思想覺悟和反思意識,還有紅軍將士過硬的組織紀律性。羅坊會議決議在組織上鞏固了以毛澤東為書記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的領導地位;思想上減輕了軍內形式主義、地方主義、個人主義等錯誤思想;軍事上確立了“誘敵深入”戰略;工作上規定了紅一方面軍和江西黨組織的關系和任務。這些成果為第一次反“圍剿”的勝利提供了思想上、組織上、戰略上的保障,使中央蘇區全體軍民在總前委的旗幟下團結一致、共同行動,最終奪得第一次反“圍剿”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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