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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欲新民”到打造“輿論之母”——20世紀初中國文學批評轉型的一個環節(附論文PDF版下載)

    發布時間:2018-08-24 22:11:42 文章來源:SCI論文網 我要評論














    SCI論文(www.crossfitdunsborough.com):
     
     摘    要:
    進入20世紀, 中國文學批評被帶入一個新的社會場域和文化語境之中, 其社會性和變革意識越來越趨于強烈和突出, 從梁啟超的“欲新民”之說, 進一步轉為提出打造“輿論之母”, 接以痛失“輿論之母”的地位, 為革命黨人所接替。這體現了中國社會變革對于文學批評新的訴求, 不僅為五四新文學運動的發生吶喊出了先聲, 營造出了氛圍, 也為重新思考和把握中國20世紀文學發展的歷史脈絡, 提供了某種從文化和意識形態切入的路徑。

    關鍵詞:
    欲新民; 輿論之母; 文學批評; 梁啟超; 《民報》;

    From “The Pursuit of New Citizen”to Forging “The Mother of Public Opinion”
    Yin Guoming

    20世紀中國文學批評之所以具有先聲奪人的效應, 應當說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它其實是一種歷史文化的“合奏”, 是多聲部的交響樂, 不僅有社會和時代變遷的歷史積累, 也有經濟與文化發展失衡的思想落差;不僅可視作對西方文化沖擊、啟發之應對, 還飽含中國人自身長期受壓抑的心理郁結之內蘊。如此等等, 都為中國進入一個“發聲”時代提供了契機和機遇, 使文學批評在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的異軍突起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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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這一切也促使文學批評本身發生了變化和轉型, 似乎以往溫柔敦厚的面目, 在一剎那間就變為滿面肅殺, 義正辭嚴;從過去偏于內斂的精神氣質, 一下子調轉方向, 轉為勇于、乃至急于參與社會生活的外放型模式。在觀念選擇、言說方式和話語形態、修辭方式等方面, 都出現了很大變化。換句話說, 無論是所謂“批評時代”的來臨, 還是文學批評之能夠先聲奪人的態勢, 都是通過特定的思想、話語和邏輯方式得以踐行和實現的, 其中所蘊含的時代、歷史征兆和奧秘, 就隱藏在這些具體的批評實踐和展演之中。因此, 對中國20世紀文學批評文化功能和效應的探究, 就不能不立足于文化和批評之間的關系加以推展, 繼而深入到文學批評的論述策略和話語方式之中。

    一政改訴求的驅動:走向意識形態的文學批評

    從中國歷史變遷的角度著眼, 文學批評之崛起, 實為中國近代以來社會變革要求之應和與共奏, 以一種特殊方式迎合和反映了中國特殊的文化狀態和歷史要求。這就是說, 盡管中國已經處于大變革的前夜, 甚至已經聚集了足夠的社會、歷史和文化心理資源和能量, 但是, 一時還未能產生有足夠感召力的思想和文化力量, 構成改變中國思想狀態的文化契機, 為社會變革提供整體性轉型的選擇和方向。這時候, 如果沒有西方列強的破門而入, 使得中國陷入被動挨打的困局, 甚至于陷入“被開除球籍”之焦慮的危機狀態, 中國社會變遷很可能會繼續在以往“農民起義”和“改朝換代”中循環往復, 難以真正進入“天下至變”的時代。

    所以, 在這種歷史語境中, 西方文化的進入促使中國打破了這個瓶頸, 不僅對中國社會的整體性變革產生了刺激和催生作用, 而且為未來中國的發展提供了想象和建構的藍圖。其中, 最顯著的表征無疑就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以及其在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主導地位的形成和確立, 而這個過程亦典型體現了20世紀中國變革的最顯著的特點, 即“政改驅動”自始至終在文化和意識形態場域扮演著激發、駕馭和掌控一切的角色。

    “政改驅動”顯示了諸多問題背后的推力———其時, 政治是所有文化變動的推進器和發動機。所謂政治, 用最通俗的話來說, 就是關于治國理政和權力機制的學問和實踐。而關于政治在人類文化, 尤其是學術和思想發展中的核心價值與意義, 恐怕在孔子和蘇格拉底時代就已經成形, 歷經近三千年, 至今依然沒有失去意義和效應。

    急于變革社會的政治激情, 無疑是促使文化意識形態日益膨脹和文人熱切發聲的思想激素。于是, 在20世紀中國文學批評發展中, 出現了明顯的“政改訴求”與“意識形態先導性”相互支撐和相得益彰的情形。由于政治變革首先需要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支持和造勢, 才使得文學批評能夠脫穎而出, 成為社會變革的“馬前卒”和“敢死隊”。也正因為文學批評能夠擔當如此重任, 才使得自己能夠在20世紀風光一時, 經歷諸多歷史磨難, 亦譜寫了如此多的故事和傳奇。

    文學批評和政治之間的這種契合和互動關系, 也為人類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轉型提供了新的契機。就世界范圍來說, 隨著公民政治、社會民主和大眾流行文化的崛起, 傳統的文化意識形態的經典化和精英化意識逐漸淡化, 甚至變得不合時宜, 而政治的文學化, 乃至娛樂化傾向則日益加劇, 蔚然成風。很多政治家借助藝術創作和文學作品闡明己見, 甚至以此作秀, 用文學性的修辭方式來宣傳政治主張, 推廣執政理念;至于在公共場合借助各種媒體, 來一番激情演說, 已經成為現代社會司空見慣的文化景觀。這股潮流在世界范圍內催生了眾多能夠激發人們的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 進一步發揮實踐效力, 從而影響甚至改變現實走向的文化產品和作品, 它們既是政治的、意識形態的顯明表征, 也是文學的, 甚至文學批評的精彩展演。

    “新”的文學批評, 正是在這種語境和潮流中應聲而起。其實, 在近代中國, 文學批評的先聲奪人, 最初實從政論開始。它源自對于政治變革的訴求, 既迎合了中國近代以來社會變遷的現實要求, 也符合中國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實踐和實際狀態, 同時不斷向“文學化”靠攏, 借用文學方式和元素發聲和立言。這種“政改訴求”的表現和表達, 在不同社會狀態中, 有不同的文化和意識形態重心, 如果是在國泰民安的太平盛世, 其可能以治國理政為要務, 但在社會變革的非常時期, 則會轉移到對權力及其體制的質疑、顛覆等諸多方面, 在整個文化和意識形態的領域, 形成了尖銳乃至極端的話語權爭奪、對峙甚至戰爭狀態, 隨時可能從思想、觀念和話語范疇, 轉換到用行為、肢體和暴力方式繼續進行。

    在這個過程中, 文學批評亦不斷強化其社會責任和歷史擔當意識, 從過去注重文學鑒賞、品味和知人論世的視域, 開始轉向注重社會效應、思想傳播和宣傳方面。對于這種轉向, 梁啟超、劉師培、魯迅、茅盾、朱自清等, 都有不同角度和層面的認識和論述。從文學本體來說, 這種轉向不僅意味著對于文學功能、效用, 乃至價值的新的發現, 還表現了一種文化立足點的轉移, 即不再過于注重文學作品和現象本身的質地與特點、以及其藝術承傳和美學效果, 而是關注其外在社會品相和思想意義, 并由此評價和判斷文學及文學現象。

    自然, 在中國傳統文論資源中, 不僅有注重鑒賞、品味的特點, 同樣也有與文化意識形態, 乃至政治互動的訴求。例如孔子文學思想就講究興、觀、群、怨, 就體現了一種文學與政治相互融通、互動的意識。而在梁啟超的文學思想中, 同樣融注了這種中國傳統文論意識。即便在一個社會劇變的時代, 梁啟超的學術文化創新依然體現了古今文學的交接和傳承, 其不僅開啟了中國文學批評社會化和意識形態化的先河, 而且在20世紀初成功構建了一種把政治與文學、社會效應和藝術訴求密切粘連在一起的批評模式, 在高揚文學和藝術價值和效應的同時, 把社會變革訴求和政治價值觀, 推展和鑲嵌到了文學之中, 實現了文學與意識形態在新的文化語境中的互動和融合。

    這種情景, 在梁啟超倡導的“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中皆有展演, 是20世紀中國文學批評向政治化、社會化和意識形態化轉型之濫觴。

    這是因為經歷了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失敗之后, 梁啟超的思想發生了巨大變化, 開始把中國社會變革的焦點從政治體制轉向了社會文化, 從過度依賴上層權力階層轉向了社會大眾, 尤其是期待國民素質的培養和建設———也就是“欲新民”學說的提出。正是為了實現這種“欲新民”的企圖, 1902年2月8日, 梁啟超繼《清議報》后, 在日本創辦了《新民叢報》, 大力推廣和宣傳自己的思想主張。從其辦刊宗旨即可看出, 這是一份宣揚和推廣“欲維新吾國, 當先維新吾民”的報紙, 而所開出的藥方就是, 用“中西道德以為德育之方針, 廣羅政學理論以為智育之本原。……本報以教育為主腦, 以政治為附從。……惟所論務在養吾人國家思想” (1) 。這種依仗公共傳播媒體, 以“為吾國前途起見, 一以國民公利公益為目的, 持論務極公平, 不貪偏于一黨派” (2) 的公共價值理念, 凸顯了當時中國變革的文化轉向, 一方面顯示出從政治和實業向文化與意識形態轉移的趨勢, 另一方面也為文學批評的社會功用化、功利化乃至工具化提供了新的滋生空間。

    從《新民叢報》第1期推出的《新民說》可以看出, 梁啟超完全打破了傳統的崇圣尊經的模式, 不再托古以求改今, 而是開門見山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張, 由此一改過去把中國未來之希望寄托于政制變法, 甚至最高統治者一人之意愿的想法, 把中國不能“屹然強立, 有左右世界之力”的原因, 一下子轉移到了國民素質方面, 認為“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 所以“新民”不能不是中國當時由弱轉強的“第一急務”。

    這種轉變積淀了梁啟超從事政治變革事業的切身體驗和切膚之痛, 不能不說在某種程度上包含了深刻的社會認知, 具有跨越文化局限和歷史時空的價值和意義。但是應當注意, 在這種以政治意圖先入為主的論說和論述中, 潛藏著過度闡釋的危險。由于過度強調“欲新民”的作用, 不僅有可能忽略, 甚至遮蔽了自己以往強調的政治權力和體制的重要性, 對于當時風起云涌的革命風潮有所漠視, 對于時下風波詭譎的時勢變幻缺乏必要的理解, 且顯示出了在闡釋文本乃至一切可供闡釋之物時, 已然先存“意圖先行”“觀念先行”的思維定勢。

    在這種思維定勢中, 不僅文學, 而且幾乎所有文化資料和現象都有可能被“征用”, 成為實現“欲新民”的手段和途徑, 用以證明預先設定, 不容質疑的觀點和意圖。

    “新史學”之說就蘊含著這種不容分說的極端邏輯, 一方面, 它破除了既定的舊的歷史觀念的禁忌, 突破了傳統的歷史敘述框架。另一方面, 為了突出其“新”, 采取了簡單的二元對立判斷方式, 幾乎完全切斷了新舊之間的歷史聯系。例如, 對于所謂新史學與傳統史學之間的分野, 梁啟超的判斷難免有過度和偏激判定之嫌: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

    二曰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

    三曰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

    四曰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 (3)

    在這篇文章中, 梁啟超對于“舊史學”的弊害和“新史學”的價值, 采取了最大限度的由己心出發的目的性闡釋, 不僅認為中國史學著作“難讀”“無感觸”, 更指出其“無有激厲其愛國之獉獉獉獉獉獉獉獉心, 團結其合群之力, 以應今日之時勢而立于萬國”的功能和作用, 繼而呼吁:“嗚呼!史界革命不起, 則吾國遂不可救, 悠悠萬事, 惟此為大。” (4) (文中著重號為原刊所加) 從文中作者所加著重號就可看出, 梁啟超之所以倡導“新史學”, 甚至可以推廣到其他學說, 都是為激起人們愛國激情, 達到振興中國之目的。由此, 學術價值判斷幾乎完全以政治效用為唯一依歸, 文學價值評判幾已全然與政治訴求化為同體。

    二互動與變體:關于文學批評的文化擔當

    此時, 梁啟超不僅意識到學術在促進社會變革中的重要意義, 也開始關注到文學, 并極力促成政治與文學的結合和聯姻, 期待用學術、學理和文學的方式打開中國社會變革與進步的新天地。

    正是在這種語境中孕育和隱藏著中國思想學術的轉機, 文學批評的蛻變也在悄然無聲中進行。隨著體制內政治變法的夭折, 梁啟超開始借助文化和學術來助推社會變革, 他從日本等國家的實踐中, 意識到了文學在政治變革中的效應, 并不斷開掘其中的文化能量, 大力張揚“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的意義, 進一步拓展、引進和介紹西方學術思想的廣闊面相, 注重政治理性與文學批評的互動效果。

    馬克思和尼采或許就是在這種情境中進入梁啟超眼簾的。1902年10月16日, 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第18期上發表的《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一文中, 就關注到這兩位當時在西方最有影響、也最具叛逆性的思想家, 他稱馬克思 (文中譯為“麥喀士”) 為“社會主義之泰斗也”, 稱尼采 (文中譯為“尼志埃”) 為“個人主義”, 說馬克思認為“今日社會之弊, 在多數之弱者為少數之強者所壓伏” (5) , 即為當時學界所矚目。

    而就在《新民叢報》第1號上, 梁啟超還用詩表達了自己勵志改革的決心:

    獻身甘做萬矢的, 著論求為百世師;

    誓起民權移舊俗, 更揅哲理牖新知;

    十年之后當思我, 舉國猶狂欲語誰;

    世界無窮愿無盡, 海天寥廓立多時。 (6)

    這首詩正好附在《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一文之后, 表明梁啟超變革社會的思想此時發生了一次重要轉換, 即從直接的政治改革路徑轉向了借助思想學術的力量, 因為他從歷史中發現了新的“文明進化之跡”, 例如就歐洲近世以來社會變革來說, 梁啟超就認為, 其首先來自于文化學術之興盛, 人們“乃大從事于希臘語言文字之學, 不用翻譯, 而能讀亞理士多德諸賢之書, 思想大開, 一時學者不復為宗教迷信所束縛, 卒有路得新教之起, 全歐精神, 為之一變” (7) 。

    于是, 《新民叢報》不僅成了梁啟超推廣自己政治主張、以學術之力推動社會變革的平臺, 而且也是積極謀求與文化意識形態場域的互動, 增強傳播效應的通道。梁啟超不僅推出長篇政論《新民說》, 大力倡揚和宣傳獨立、自由、平等、公正, 以及愛國、愛社會、愛民族的思想, 從正面激勵人們樹立自尊、進步、利群以及進取冒險、奮發圖強的意識, 而且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消極、沒落和腐朽因素進行了反思和批判, 可說已然早于“五四”話語, 開啟了“國民性批判”的先河。

    不僅如此, 梁啟超還與韓文舉、蔣智由、馬君武等人, 于1902年11月, 創辦了附設于《新民叢報》的文學刊物《新小說》, 并在其創刊號上發表了《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一文, 把文學批評為社會變革造勢的功能, 提高到了觀念和理論層面加以闡釋, 進一步打開了文學政治化、社會化和意識形態化的空間。

    在這個過程中, 文學批評體現出更為激烈的革命訴求, 并以過度甚至極端的闡釋方式, 開始從政治變法的層面向整個文化和意識形態場域蔓延, 逐漸滲透和擴展到了更為邊緣和細末的領域, 并通過學術研究表現出來———由此, 也形成了文學批評在中國獨特的“泛化”現象, 出現了文體多樣化、雜文化的情景, 批評意識幾乎無孔不入, 與各種非文學現象、話題和文體糾合在一起, 其中既有政論性文章, 理論性闡發, 對時下民心的呼吁, 對未來國況的訴求, 亦有通過隨感、雜記、書信、日記、回憶、甚至詩文創作中的直抒胸臆、借題發揮, 幾乎都能夠以批評面目呈現, 或者發揮批評的功能, 與所謂“對文學文本的闡釋”難解難分, 完全跨越了學科、領域和文體類型的界限, 以多種文體的千鈞之勢直接突入社會變革的大潮之中。

    在20世紀初, 這種情形不僅體現在文學批評領域, 而且也開始擴展到整個文化和學術研究范圍, 即便在文章學、文字學等看似與當下社會實際相隔甚遠的領域, 也出現了相應的反應, 由此, 以學術變革帶動文化思想和意識形態領域的轉變, 又以此類“轉變”作為“反作用力”, 促使治學理念在變革之路上再行推進。即便是在看似“沉潛往復, 從容含玩”的治學領域之中, 也不時以聳人聽聞或激動人心的話題和論辯方式, 在學界帶動, 在現實層面攪動著中國社會思想和文化神經。

    而一向不被注意的是, 這種過度或極端闡釋的論述定勢, 不僅表現在傾向西化、鼓吹新思想的激進和激烈言說中, 也出現在主張恪守傳統、傾向守成的文化論說中?;蛟S可以把后一種呈現, 理解為一種文化思想的反彈和回應, 意欲通過立足本土文化的學術建樹, 來駁斥和矯正前一種傾向的滋生蔓延。為了使論說顯得更加有力, 后者在思維定勢和論辯推演方面毫不承讓, 絲毫不減過度乃至極端闡釋的力度。

    \

    例如, 在20世紀初, 由于西學和新觀念、新話語、新名詞的引進, 語言文字之學一度成為學界熱點和焦點, 章太炎、劉師培、鄧實等人都投入了論辯, 實際上, 可說在此時便已拉開了中國新文化語言文字變革的大幕。之所以這樣說, 不僅在于這場論辯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新舊文化開始分庭抗禮的新語境中進行的, 而且在于其所顯示出的, 是與以往中國傳統文章學、文字學截然有別的思維方式和價值理念。在20世紀初, 此種論說一開始就毫無溫柔敦厚的中庸色彩, 極力渲染中國社會和文化所面臨的危機狀態, 一下子就把語言文字推到了關乎“種姓存滅”、“國家興亡”和“文化復興”的境地, 繼而也賦予相關語言文字的研究和守護以“悠悠萬事, 惟此為大” (梁啟超語) 的政治決定意義, 渲染出一種不能不就此決一死戰的悲壯氣氛。

    由此, 歷來被視為“小學”, 在古籍中孜孜尋求推衍歷程的語言文字也一躍成為文化意識形態的敏感話題。1903年, 鄧實 (8) 在《政藝通報》上發表的《雞鳴風雨樓獨立書》就顯示了這種論辯氣勢。首先, 這是一篇充滿危機、憂患, 甚至恐懼意識的論文, 為整個論文的過度闡釋提供了思想氛圍;其二, 在這篇論文中, “獨立”成了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所在, “不獨立則苦??峥釡S地獄而永幽, 能獨立則銅像巍巍于青云而直上” (9) 。其三, 正是因為將之與整個國家命運緊密勾連, 借助“中國獨立”的重要性, 語言文字的“獨立”就變得非常重要, 不僅是文化家園的根基, 關乎中國人種的純滅, 而且在全球化文化競爭中, 亦是最終決定勝負的必爭之地。

    把語言文字之爭, 直推到如此重要、決定性的文化前臺———這似乎比西方20世紀60年代才出現的語言學轉向早了很多年, 不能不說為日后五四新文學運動的發生營造了氛圍。正是因為鄧實意識到, 這種語言文字的危機可能會直接影響中國文化和精神元質, 使得后者有可能不斷被消磨, 從而使得國人在現實生活層面“墮入苦海”, 所以意欲激起學界對于語言文字狀態和問題的重視。不僅如此, 也正是在這種由先置的危機和憂患意識誘發的論述中, 語言文字的文化和社會意義被層層放大、節節拔高, 甚至被帶入了文化和意識形態場域的戰場, 成為20世紀中國乃至全球化“文化戰爭”中的一個關鍵環節。

    例如, 鄧實就特別強調:“其亡人國也, 必先滅其語言滅其文學以次滅其種姓”, 并把這種危機直接落實到了當時的世界情勢中:“哀哉!是故古之滅人國者, 傷百萬之兵, 縻大萬之財, 龍爭虎戰, 相屠響戮數十載, 然后僅乃克之;今之滅人國也, 不過變易其國語, 擾亂其國文, 無聲無臭, 不戰而已。湮人國圯人種矣。此歐美列強所以多滅國之新法也。” (10)

    這或許是中國學術界把“文化”“文字”與“戰爭”“人種”直接聯系起來的最早提法, 也是最早把“文化”“文字”拖入戰爭和戰斗思維態勢的學術表述。而令人有點匪夷所思的是, 竟然是語言文字、文學, 成了引發這場決定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文化戰爭的導火線。既然是關系到生死存亡的文化戰爭, 那么使用何種激進和極端的論述和論辯方式, 把論題及其意義強調到何種程度和高度, 皆不再有任何推論的底線和界限, 由此也成為此后文學批評和論辯中“無限上綱上線”的動因之一。

    此時的鄧實不過25歲, 比1918年寫《狂人日記》時的魯迅年歲還小。

    新文學運動終于在十幾年后, 將此類觀念在整個文化領域全方位引爆。實際上, 后來的白話文運動不過是從相反方向, 重現或重演了這種過度或極端闡釋的邏輯。例如魯迅, 盡管用一種極其決絕的方式來反對一切“保存國粹”的論調, 但是他的恐懼卻與鄧實、章太炎當年有相通之處:“許多人所怕的, 是‘中國人’這名目要消滅;我所怕的, 是中國人要從‘世界人’中擠出。” (11) 此類論述背后的推演邏輯, 同樣是將“語言文字”直接與“國家命運”相勾連, 這實則與早年的鄧實并無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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